黄河口啊，我是您的拾秋人

  院子东墙根下，母亲种了一小片玉米。
  说是“种”，其实是她在春天里硬撑着腰，自己点下的几行玉米籽。我曾经问她：“院子里种点花草多好，种玉米干啥？”母亲不理不应，只是照例点她的种子。如此反复，年年如此。如今又到了秋天，今年的玉米秆子长得比人还高，每一个棒槌像是怀了孕，鼓鼓囊囊的，上面抽出嫩红色的缨子，细细软软，像一团团火苗。
  起风了。黄河入海口的风，从东边漫过来，带着盐碱地里那股涩涩的咸腥气。玉米红缨子在风里飘啊飘，飘得母亲散了神。她坐在藤椅上，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伸出手，颤巍巍地朝那片红缨子一指，声音又轻又含糊，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你姑姥娘来了……”
  我愣了一下。姑姥娘，母亲的姑姑，去世都三十多年了。
  母亲八十六了，脑子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她大概是看见了风把红缨子吹起来的样子，像极了当年姑姥娘那一头被海风吹散的头发。那时候，姑姥娘还风风火火的，嗓门大，走路带风，一双大脚片子踩在黄河口的荒滩上，踩得泥水四溅。
  我顺着母亲的手指看过去。玉米红缨在风里一扑一扑，还真像一个人在远处招手。
  一瞬间，五十年前的那个秋天，从黄河入海口那片苍凉的荒原上，轰隆隆地涌了过来。
  那时候，故乡的土地是吝啬的。
  山东东营这个地方，地里是黄河淤出来的泥土，看着厚，其实瘦。盐碱地上长不出好庄稼，再加上生产队里种庄稼责任心差一些，一亩地产下的粮食，装进村里人的口袋，像药铺里数仁丹，一粒一粒，清清楚楚。家家户户的粮缸到了春天就见底，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望着天。
  人逼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百里外的济南军区军马场种着大片大片的高粱、玉米、大豆，像一块肥肉挂在饿狼的眼前。胆大的村民结伙而去，在护田马队的鞭子和棍棒下明抢暗夺。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拖着伤腿回来，第二天又去了——饿，比疼更可怕。
  可我的母亲，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女人，干不出那种事。但她也饿，也眼睁睁看着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饿。于是，她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带上我，叫上姑姥娘和我的表姨，一起去黄河滩上拾秋。
  所谓拾秋，就是在人家收获过的地里，捡拾那些被遗落的穗子、豆荚、颗粒。像蚂蚁一样，一寸一寸地，从大地的手指缝里，抠出活命的粮食。
  那一年，我十岁。我记得那辆马车，像一条疲惫的老牛，在黄河口无边无际的荒原上颠簸了一整天。车上是清一色的女人和孩子，都是像我母亲一样“老实巴脚”的人。没有人说话，只有车轮碾过碎石的咯吱声，和秋风从车篷缝隙里钻进来的呜咽声。那风里裹着芦苇的枯叶味、盐碱地的咸涩味，还有远处海岔子飘来的腥潮气。我蜷在母亲怀里，闻着她身上那股蒸窝头的碱味儿，心里踏实——又害怕。
  夜幕降临时，我们到了一片陌生的荒滩。四下里全是荆条和芦苇，黑压压的，望不到头。车停了，大人们默默取下行李，像一群被风吹散的落叶，各自寻找落脚的地方。
  母亲拉着我的手，在齐腰深的荒草里走。风很大，吹得荆条呜呜作响，像无数根干骨头在互相敲打。她和姑姥娘、表姨一起，在一丛茂密的荆条中间，把几根粗壮的梢头拢在一起，用麻绳捆紧，搭成一个三角形的骨架。然后，把带来的几块旧麻布和塑料布披上去，四周用土压住。姑姥娘干得最利索，她一边系麻绳一边骂这鬼天气，嗓门大得把风都压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窝棚很小。四个人——母亲、我、姑姥娘、表姨——挤在里面，转身都困难。地上铺一层干芦苇，就是床。头顶的麻布被风吹得啪啪响，像一面破鼓。姑姥娘从包袱里摸出几个高粱面窝头，一人一个。窝头硬得像石头，咬一口，渣子直掉。母亲舍不得吃，把自己那个掰成两半，一半塞给我，一半藏起来——“明天吃。”姑姥娘瞪她一眼：“你自己也吃！”说着把自己那个又掰了一半硬塞给母亲。两个女人在窝棚里推来推去，最后姑姥娘赢了，骂了一句：“跟你爹一个德行，就知道省，就不知道护惜自己！”
  表姨比我大一岁，我俩窝在角落里啃窝头，啃着啃着，她忽然凑过来，在我耳边说：“我梦见白米饭了。”我没说话，其实我也梦见过。
  吃过窝头，天彻底黑了。黄河口的黑，不是城里那种带着灯光的黑，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像一缸浓墨从天上泼下来，浇透了这片荒原。母亲把我搂进怀里，用她的棉袄裹住我，轻轻拍着我的后背。风在窝棚外面嚎叫，荆条被吹得吱吱嘎嘎，像有什么东西在扒我们的棚顶，也像有黑蛇蟋蟀蟋蟀地巡逻在棚面上。
  我顾不上害怕，我太累了。十岁的孩子，颠了一天，跑了一天，困得像一摊泥。就在母亲的拍打声里，在那片无边的黑暗和恐惧里，我竟然睡着了。
  而且，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家里的灶台上，炖着一锅白米饭。不是高粱窝头，是真正的白米饭，一粒一粒，晶莹透亮，冒着白腾腾的热气。那香气钻进鼻子里，又甜又暖。我踮起脚尖去看，忽然脚下一滑，整个人往锅里栽去——
  “轰隆——”
  一声巨响，把我从梦里拽了出来。不是白米饭，是窝棚塌了。黄河口的飓风裹着密集的雨点，像一条发疯的鞭子，抽翻了我们这个用荆条和麻布拼凑的“家”。麻布被撕成了碎片，荆条散了一地，雨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一瞬间就把我浇透了。
  “快跑！向亮灯的地方跑！”
  母亲的声音在雨夜里尖锐得像一把刀。她一边扒开压在身上的麻布和荆条，一边拽起我的胳膊，拼命地往远处那一点微弱的灯光跑去。姑姥娘在后面喊：“带上孩子！带上孩子！”声音被风撕得七零八落。那是一个生产队看庄稼人住的泥屋，在河沿上，灯光在雨幕里一跳一跳的，像一颗快要熄灭的心。
  母亲攥着我的手，力气大得让我感觉生疼。她不说话，只是跑，光着脚在泥水里踩，一步一滑，一步一摔，摔倒了立刻爬起来，爬起来再跑。雨水把她的头发打成一条一条的，贴在脸上，她的嘴大张着，像一条搁浅的鱼，拼命地喘气。可她始终没有松手。
  后来我长大成人，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扛过比那晚更大的风雨。可每一次，只要闭上眼想起那只手——母亲攥着我的那只手——心里就有了底。那是我这辈子握过的，最紧的东西。
  等我们撞到泥屋门前，里面早已挤满了人。黑压压的，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屋里的煤油灯被雨风吹得忽明忽暗，照着那些湿透了的脸——每一张脸上都写着同样的东西：恐惧、疲惫、还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
  母亲抱着我，退到屋后的一个秫秸垛前。她用手扒开一个洞，把我塞进去，然后自己也钻了进来。秫秸扎人，又潮又冷，可总比外面强。垛里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得见母亲的心跳，咚咚咚，像一匹跑累了的马。
  大人哭，孩子也哭。哭声从秫秸垛里、从泥屋的墙角里、从雨中每一个能藏人的地方传出来，汇成一片，又被风雨声吞没。
  我听见母亲也哭了。她哭得很轻，像是怕被我听见。她的眼泪滴在我脸上，凉凉的，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她用嘴唇贴着我的额头，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孩儿，不哭。天亮就好了。”
  天亮，真的会好吗？
  雨下了整整一夜。天亮了，雨也停了。太阳从黄河口荒原的尽头升起来，黄黄的，像一块没揉好的面团。人们从各个角落钻出来，湿漉漉的，像一群落水的麻雀。姑姥娘和表姨也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姑姥娘一边拧衣服上的水一边骂：“操煞他娘！啥天气啊，老天咋不睁睁眼，欺负俺这苦命的老小干啥！”骂完，又不声不响地弯腰走向了荒原，走向了那粒粒粮食的寻寻觅觅。
  那一年拾秋，母亲和我捡了两袋子玉米和一袋子黄豆。姑姥娘比我们能干，捡得多一些。临走时，她偷偷往我们口袋里捧了几捧黄豆，母亲发现后阻止，她就瞪眼：“孩子们小，多给他们蒸点豆面窝头吃！”就靠这些拾秋的收获，再加上队里分的那点粮食，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缺粮的冬天。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包产到户，地里打的粮食也多了，粮缸也满了。拾秋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少了。
  姑姥娘和母亲一直在自己家的责任田里种地，过着吃得饱却也吃不多好的日子。再后来，姑姥娘就老了。她去世那年，我还在部队，没能赶回去。母亲在电话里说：“你姑姥娘走的时候老念叨你。”我问念叨我什么。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她说，你这个从穷窝棚里钻出来的孩子有志气，以后一定有出息，我这个老太太看不着了！”
  挂了电话，我在营房外的空地上站了很久。秋天的风从背后吹过来，凉飕飕的，像极了黄河口的风。我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姑姥娘一边拧衣服上的水一边骂老天爷的样子；想起她在窝棚里掰开自己的窝头硬塞给母亲的样子；想起她弯腰在荒原上捡拾黄豆，一声不吭的样子。那时候她多壮实啊，风风火火，像一棵没人能压倒的荆条。可等我回过身来，她已经不在了。我甚至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没能亲口告诉她：那个从窝棚里钻出来的孩子，后来真的有点出息了。这句话憋在心里，像一颗咽不下去的枣核，三十年了，硌得我嗓子生疼。
  而母亲，也老了。老得比我想象的快得多。
  如今，母亲八十六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要扶着墙。她住在老家翻修过的砖瓦房里，空调、暖气，什么都不缺。可她偏偏要在院子里种那一小片玉米。我劝过，她不听，后来我也就不劝了。以后我渐渐悟出其中原委——她不是要收玉米，她是想看看那些红缨子，在风里飘起来的时候，像不像一个人的头发，像不像姑姥娘领着咱们闯过荒原的样子。
  我每次回家，她都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看了手心看手背，看了手背看指缝，好像我那双手还是十岁时的样子，好像上面还沾着黄河口高粱地里的泥。
  她说：“儿啊，你受苦了。”
  我说：“娘，我不苦。”
  她不说话，只是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那个窝棚，那场雨，那个秫秸垛。她在想——如果当年那场雨再大一点，如果那个秫秸垛塌了，如果那盏灯灭了……她的儿子，还能不能有今天？
  我不敢想。可我必须想。
  正是因为我从那样的雨夜里活着走了出来，我才知道——人这一辈子，再大的风雨，都能扛过去。只要心里有一盏灯，哪怕再微弱，也能照亮脚下的路。
  那些苦难，不是来压垮我们的，是来教会我们——什么是活着，什么是爱，什么是天亮之后还要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风又起了。院子里的玉米叶子沙沙作响，红缨子又飘摇起来。
  母亲忽然又伸出手，朝那片红缨指了指，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跟一个很远很远的人打招呼。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什么也没有。只有风，从黄河入海口的方向吹过来，带着盐碱地的涩味，带着芦苇的枯叶味，带着五十多年前那个雨夜里，一个女人攥着孩子的手、在泥水里拼命奔跑的、那股倔强的力气。
  我转过身，给母亲掖了掖膝头的毛毯。她已经靠在藤椅上打盹了，嘴角微微上翘，不知是不是也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了呢？
  也许梦见一锅白米饭。也许梦见姑姥娘风风火火地在雨地里骂老天爷的样子。也许梦见她的儿子，从雨夜里跑出来，一直跑，跑到了今天，站成一个让她光荣、骄傲的人。
  我悄悄地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院子里，那几株玉米在风里轻轻晃着。红缨子像一小团火苗舔着云风，舔着阳光普照而祥和的日子，让我的心里一阵阵的温暖而又发酸。

  （文章修改自2000年9月黄河出版社出版的李增瑞著作《回望田埂》中《拾秋》一文，因时代不同，感触深浅不同，文章作了大幅度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