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建设书写的空间叙事与屯垦文化的可塑性宏扬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兵团暨边疆建设的历史书写始终是一个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存在。它既承载着地理意义上的边疆体验，又凝聚着屯垦及戍边文化深度交融的宏伟图景。曾秀华的组诗《可克达拉：雕塑与诗行》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兵团历史及屯垦戍边现代性建构的诗性窗口。这组以雕塑为主题的诗作，不仅是对兵团城市可克达拉的现实性描摹，更是对兵团屯垦戍边过程中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生命经验的诗性重构。

　　雕塑，作为一种凝固时空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曾秀华的笔下获得了流动而生趣的诗意。组诗中的每一座雕塑都成为一个叙事的节点，连接起过去与现在、个体与集体、地方与世界的多重维度。《草原之夜》中，“比无眠更精确的梦”开启了诗歌的时空之旅，草原不再是传统诗歌中浪漫化的自然景观，而是“未眠人设定了未来”的现代性空间。诗人巧妙地将草原的静谧与建设的躁动并置，在“排列整齐的花楸树”与“被反复提及和复调咏唱”的名字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建设者与土地之间的亲密而彼此共生的关系。

　　《建设者丰碑》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将兵团建设的历史维度拉长至人类文明史的尺度。“保卫跳动五千年的篝火”与“保卫小小夏日的黄昏和一把盐麦粥”形成宏阔与细微的诗性思辩，揭示了建设者付出的双重意义——既是文明火种的传承，又是日常生活细节的守护。诗中“甘愿拥雪而坐 保卫一只幼鹿的安眠”的意象，打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建设叙事，赋予边疆开发以生态伦理的至高维度。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未回避历史的复杂性，“那些刈除的罪愆包括斯拉夫人对贪婪的发音”暗示了边疆开发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净化，而“买卖锡兰红茶与海南咖啡的时髦农人”则展现了全球化时代兵团建设的多元面貌。

　　可以这样说，组诗的历史叙事呈现出了鲜明的历史维物主义的辩证特征。《七一七》中，“已经过去的从未过去”道出了历史记忆的当代性，兵团精神、老兵精神、胡杨精神通过“新鲜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一起生根”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军垦记忆》则以更加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一主题，“他坐在孤树下拨动自己正在燃烧的影子”，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精神传承的无限性并置，那个“并不知道自己是未来的一面旗帜并且永生不死”的建设者，成为了兵团精神、老兵精神、胡杨精神的崭新的象征性诗性载体。

　　在《一带一路》中，诗人的视野从地方性扩展至世界性、全球性，构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宏大叙事。“明月是深空的眼，看见了张骞/看见了悬垂三千载 三重赤色牦尾符节/和穿在罗马皇帝身上那件双菱纹龙袍”，通过将古今中外文化符号的并置，诗人重塑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地理学，将可克达拉置于欧亚文明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这种空间叙事不是封闭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开放的面向世界的张开双臂的包容性，“这里的人们以山川之名说明白生命/用树根的哲理热爱大地”，在全球与地方的互动中重新定义兵团建设的文化身份。

　　《李白》一诗则通过文化记忆的召唤，强化了可克达拉与中华文明的血脉联系。“关于李白毋庸置疑 李白的出生地/曾是大唐的领土”，诗人以历史考证的方式确立了兵团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而“屋宇 楼台 草木 每一厘米都辉映着大唐传承”则通过空间意象的诗性转化，将文化传承具象为可感知的物理存在。诗中“荷马以降 人类的能力得以流传”的表述，更进一步将李白置于世界文学的谱系中，暗示了兵团暨边疆建设书写的跨文化视野。

　　组诗的艺术特色体现在其独特的意象系统和语言风格上。曾秀华善于将抽象的历史概念转化为可感的物理意象，如《新疆第一酒》中，“水灵被发现的那一夜/硝烟过后 平凡的战剑孕育灵氛”，通过“酒”这一意象，将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创造力奇妙地融合，揭示了兵团建设中毁坏与重建的辩证关系。“太阳的颜色几百次添加进来/并从夏天变化到冬天”，通过色彩的季节变化，隐喻了酿造过程中时间的沉淀与物质的转化，也象征了建设者精神的历久弥新。

　　《薰衣草之歌》则展现了诗人对自然意象的独特把握，“可克达拉的夏季 就连天空都是香的”，以通感的修辞将视觉转化为嗅觉，营造出浓郁的边疆风情。而“一只繁衍了数千代的蝴蝶/将在普罗旺斯或者北海道反复 反复梦见你”，则通过蝴蝶的迁徙梦境，将可克达拉的薰衣草与世界的香草产地连接，构建了一种跨越地理界限的文化喷张。

　　在《芳华》中，诗人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思考达到了新的深度。“一个人的一千种镜像”开启了对生命多维存在的探索，而“一个人只经历一生/即便剧场里正在上演他一生的七个瞬间”则揭示了生命经验的有限性与艺术表现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诗人敏锐地指出，“记忆只在于线性的非偶然捕捉”，而诗歌正是对抗这种线性遗忘的艺术手段，通过“一生被放大成为一个族群的痕迹”，个体的芳华得以融入集体的历史叙事。

　　《军民文化墙》和《五星广场》则将这种集体记忆推向高潮。“生命之书以高粱和棉花歌唱我们的母亲”，将农业意象与文化建设并置，揭示了边疆开发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性。“他们曾经是那么多春天与那么多树叶/他们注定是后来者无数次摹想的形象”，以自然的循环隐喻历史的延续，兵团建设者的形象如四季更替般在文化记忆中不断重生。

　　组诗的最后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将兵团之边疆建设与国家安全紧密连接。“战争中的铁器与战利品”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历史精神的物质载体，“都将会在号角再次鸣响时，追随正义”。诗人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1952年的鸭绿江畔，1965年春季关于边境的那些微小鼓噪”，将边疆的和平建设置于血与火的考验中，揭示了兵团屯垦戍边的战斗底色。

　　统观整组诗歌，曾秀华通过雕塑这一物质性极强的艺术形式，构建了一种空间叙事的诗歌范式。她笔下的可克达拉不再是遥远的地理概念，而是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生命经验的意义空间。诗人在处理边疆题材时，既避免了简单的赞歌模式，也超越了怀旧的浪漫化倾向，而是以辩证的历史视角，呈现了兵团乃至边疆发展的现代性建构的复杂图景。

　　这种兵团新城可克达拉市的边疆书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通过将兵团建设的地方性知识融入国家叙事，将个体经验汇入集体记忆，曾秀华的诗歌在美学与历史、地方与全球、个体与集体的诗性构建中，开辟了当代诗歌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可克达拉：雕塑与诗行》不仅是对兵团建设的精神礼赞，更是对中华文明兵团一脉空间生产的诗性思考，在凝固的雕塑与流动的诗行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生成、不断重构的兵团暨边疆建设，以及在其中绽放的无数生命芳华。

2025年11月10日于库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