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李民族诗集《民族诗雨》
因为我主研古代文学，也因为我已很少读新诗，还因为我归田后的文字应酬反而更多了，因为，应该还有不少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不能作序的不是托词的托词。
然而，推托再三，还是没推托得了这个序的活儿。
真不是我有什么值得民族兄高攀的，而是因为他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与民族相识相知，已有五十年，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民族的人好，诗也好，在南通的那班写诗“精英”里属于“大哥大”，刚刚学步新诗的我，自然也有“傍大咖”之嫌也。
我一直以为，作为诗人，一定要有代表作，要有具有比较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譬如我自己，写了不少诗，新诗旧诗散文诗，因为没有“代表作”，只能自诩为“诗的人”。而当有的场合、或者有的报刊称我“诗人”时，总有一种羞答答的尴尬。
也因此，我好几次这样说，南通如果要写诗歌史，除了卞之琳、沙白、丁芒与耿林莽等前辈诗人外，最不能忽略的是李民族。20世纪70年代，民族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诗歌，他的《高唱国际歌前进》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朗诵，这在当时可谓全国影响了。
民族即便其他什么也没有写，就此一篇，也堪为“孤篇盖通”。闻一多先生以“孤篇盖全唐”来美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唐人“全民皆诗”，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与文人墨客擅诗，自然不要说了，连贩夫走卒、歌楼妓女也都能吟。然而，全唐诗5万余，诗人2千余，成为著名诗人的也就百十号人。而张若虚就凭《春江花月夜》一首诗而著名，而获得了文学史的重要地位。王之涣存诗也只有六首，然也不妨碍他因《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而成为著名诗人。其实，写诗真不在乎多少，而在乎你有没有好诗，有没有让人经久不忘的颇具社会影响的诗。
民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很活跃，起步不俗，起点颇高。新世纪以来，民族仍在写，甚至在超越自己也希图超越同行。然而，提起李民族，让人想到的还是他的《高唱国际歌前进》。高唱“国际歌”的民族，也让我一直有一种“徒此揖清芬”的恭敬。
我在新世纪初调入高校，很多的写诗朋友且行且远，而我与民族，依然走得比较近，虽不能常有曲水流觞的雅集，一年里也有几次杯酒细论诗的机会。在谈到当下诗人时，民族往往要说到沙白。民族对沙白可谓一往情深，简直就是崇拜，应该说他受教于沙白，似乎走的也是沙白诗风的那一路。沙白的诗，诗意隽永而不失明朗，我有一篇评论沙白的论文，发表在2014年的《中国诗人》上，题目是《新诗如何建有体式——以沙白<水乡行>为个案》，民族至今仍然跟我说起这篇文章，说这是我新诗评论的代表作。我在文章中说：“沙白的语言炉火纯青，且得精心锻铸，追求语言的通畅易晓，注重表达和理解上的无隔，形成了以清新见长的语言风格，使人看不出其力炼而好像是脱口而出，如同盛唐诗，好像毫不费力地写来，纯任自然,是一种天籁之音，既深入浅出，又风华秀丽。在诗歌语言严重污染的当下，我们尤其呼吁诗歌语言的节制，克服诗歌语言没有节奏，铺张拖沓;或者随心所欲，肮脏浅薄;或者不加提炼，低俗涂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更是如此，我曾经以《语言决定命运》发表过诗论。诗歌的形态，首先表现在语言上。民族学诗感悟说：“朦胧诗只是诗歌流派中的一种，朦胧並不决定诗歌的质量，好的朦胧诗可上天堂，差的朦胧诗可下地狱。‘雾里看花’，是一种朦胧美，雾里无花，便失去了朦胧美。”这是民族的诗观。南宋最著名的诗论家严羽，非常推崇“空中音、水中月、镜中花”，认为这才是盛唐诗的典型特征。这是要求诗歌含蓄蕴藉，不直通通的表达，诗里没说出来的话要比说出来的话多，让人去参悟，因此也让人觉得这样的诗有些“朦胧”。而朦胧真没有什么不对的，关键是你必须是诗，必须有诗意。元好问论诗绝句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因为没有诗，没有诗意，故而走不了坦途，便故弄玄虚，刻意弄成“鬼画符”来糊弄与唬弄人。
民族的诗，是从他心灵里流出来的，与他的人一样，是一种以清新见长的语言风格，质朴透明，不事造作，不扭曲不错位也不变异，不是靠“鬼画符”来实现诗美而惊世骇俗。民族走的是传统一路，注重生活的积累与开发，我们看看他《民族诗雨》的目录就知道了，他的诗多从生活来，生活触角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非常重视生活的开掘，重视生命情感的激发与点燃。柯尔律治《文学传记》里说：“诗是一种创作类型，它与科学作品不同，它的直接目标不是真实，而是快感。”民族深爱着他脚下的这片热土，或者说因为民族有生活，不需要靠所谓的奇思怪想与错乱搭配来勉强为诗。生活的深厚土壤，与其深入生活的高度自觉，让他有了捕捉生活的能力与诠解生活的感悟，也有了情感的江河，有了拨动了人性和灵魂之情弦的吟唱。他的这些吟唱，长者百余行，短至一两句，尽兴即好，见好就收，非常自由，也都是些自由诗，几乎没有什么格律。
民族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诗歌的方向感很强，参与欲也很强，他似乎也希望在诗里有很多的思考与言说，在诗中也表现出对于历史、生命、人生思考的极大兴趣，我们在他的诗里一定会获得这种显明感觉。我思故我在，诗亦然，我诗故我在，诗中一定要有我，有我的思，虽然不能说诗就是思，但是，诗肯定是用来“思”的，是意象的思考，是形象的思维。诗论家严羽是宋人，而他最看不起则是宋诗。明清诗论家说“宋无诗”，应该说也是受他的影响。严羽推崇盛唐诗，尤其是王孟诗，他认为好诗要“不落言筌”，也“不涉理路”。也就是说，诗与思在表现上具有本质上的差异。裸露的思想和概念，不是诗，诗应该有其意念的客体。诗人不应该把任何“意义”强塞入诗中，更不应强加给读者，而诗人要言说的意义要让人得之于象外与言外。诗歌的精神在于此，诗的原则也在于此。关于这一点，民族心知肚明，而且有很高的自觉性。因此，民族非常关注情感的裂变、痛苦和颤栗、乃至于人性中闪电一样撕裂的灵魂，而追求思想和形象的和谐，追求意与象、形与神的形象一体，表现出对于“思想的知觉化”的热情追求，对于诗意深度的渴望。民族《木化石》诗里写道：
热情，是外在的瞬间绽放
而制造热情的冷峻
却需要亿年沉淀，亿年锤炼
这是民族的感悟，是他写诗的感悟，也是他诗创作时的写照。
诗歌是一种精神的呼吸，诗也永远是生命形式及情感流变中的智力运动。诗歌最忌才多而情浅。真情饱满，才能诗性饱满，才能诗意饱满。而只有当生活中美的形象获得了诗人情感蕴孕育而成熟时，也才能产生诗，也才能够生成诗意。苏格拉底说：“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此说似乎有点玄乎，但并不神秘，灵感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灵感是在生命内部、灵魂深处生命运动碰击出来的电光石火，是诗人灵魂的一次觉醒与提升，是诗人生命的一次震荡乃至新生。而情感则是这种灵感生成的催化与润滑。也就是说，灵感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划亮诗歌天空而硬是去写，其诗也往往像是个“早产儿”，或成为一锅“夹生饭”。诗要超出各种狭隘规定的角色界限，而与突然而来的灵感和生命有其坦诚而直接的联系，这也是我们读民族诗的感觉，虽然其外表不一定都热辣辣的，却可以感受到内心地火般的热度，甚至有郭小川、贺敬之诗的抒情热度与政治抒情诗的方式，让我们想到过去了的“火把和旗帜”的时代特征。我们以为，民族是很看重这种灵感的觉醒与成熟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此来考量民族的诗，哪些是成熟的，哪些还没有成熟或即将成熟。
我越来越害怕写诗评与诗序了，非万不得已而不为之也。2021年，就发表了一两篇诗评，好像还发表了两三篇为诗集写的序。现在的书评包括序，都是说好话，成为一种“谀美”文体，成为另类的“广告词”。这也形成了风气，你要是说了点不是，不仅作者与你急，读者也愤愤不平也。我为人率真，也曾因为好话没说得太满而伤了几个人。想想也真蠢，真是拿自己的一片真情来赊对头做了。写此序前，民族反复叮嘱我，要我多说点批评意见，还要说得具体点。王维诗曰：“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王维的意思是，你自己去体会吧，我不告诉你。王维诗中没有正面回答张少府的问题，但是句句都在回答他的问题。我也不想很直接地说而说得很直接，事实上我也说不出什么高明的话来，故而说了这么多虚虚实实的话。民族是个灵性悟性很高的人，他肯定能够听懂，能够悟得出他所想要的意思来的。然而，或许民族不一定满意我这么言说，但我深信民族是能够理解我的。
对民族的诗，我说了些整体印象的话，而几乎没有具体到哪一首诗。哪一首诗好，哪首诗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要靠读者拿到自己心里去涵咏去体悟。
免为其序也。
辛丑立冬 匆匆于三养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