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书法艺术｜也谈唐楷的典范意义

  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重大美学命题。
  暇时读帖，深知煌煌中国书法史其实就是一部汉字美学不断演进的发展史，而唐代楷书无疑是这条历史长河中最为巍峨的丰碑之一。临摹《九成宫醴泉铭》《雁塔圣教序》，凝视《玄秘塔碑》《颜勤礼碑》上历经千年风霜依然挺拔的笔画时不难发现，唐楷跨越一千三百年历史时空，至今仍是广大习书者的第一口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唐代书坛大家的芳名，至今仍是书法入门者心中最为神圣的美学坐标。楷书常被习书者称为“正书”“真书”。唐楷究竟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典范意义呢？这是一直萦绕我心间常思常新的美学疑团，相信唐后历朝历代书家许是都有类似的叩问。
  在我看来，唐代楷书作为时代精神的审美投射，其谨严法度与迷人神采的完美交响是决定其典范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唐楷与其时代精神确实是深度完美的一种契合。喜欢文学和书法艺术的人大抵都晓得，与中国诗歌一样“牛闪”，中国书法其实也是在唐代达到其审美最高峰的。其中最为夺目的历史就是，书法已然是唐朝最普及的一个艺术门类，同时它又是唐代拥有国家背书的最为成熟的一种艺术。从历史纬度考量，我觉得这绝非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大隋是我看重的一个朝代，享国仅38载的短命王朝，虽说昙花一现，然其在各方面都贡献颇巨。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大唐帝国才从真正意义上结束了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起统一而强盛的伟大王朝的。值得庆幸的是，有着贞观之治伟大历史政绩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颇具文化情怀的好皇帝。他以武功定天下，最终以文德绥海内的治国方略，让大唐自贞观始逐渐有了泱泱气象。雄才大略如李世民，除了是个有大作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他还是个妥妥的书法家、书法鉴藏大家。作为旋乾转坤的大唐帝国第二位皇帝，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从国家层面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这位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帝王级“大迷弟”，不仅不惜重金搜罗王书，临驾崩前更嘱臣属一定要将王逸少的《兰亭序》作为陪葬昭陵的挚爱之物。此等近乎痴迷的推崇，使得王派书风在书法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王羲之因而被世人誉为“书圣”，《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也就顺理成章了。
  唐代书画家兼书画理论大家张彦远出身于家学深厚的“三相张氏”显赫门第，其核心书画理论思想对中国书画史影响深远。张彦远在其《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中关于诸位书家师承关系的说法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蔡邕乃隶书界的“笔法之祖”，因难考其传承根脉，想想蔡邕的神仙笔法，聪明的张彦远干脆谓之受予神人，这很好理解。中国人重视渊薮与传承，书法中人大都晓得，王羲之书法宗其姨母卫铄（即卫夫人）。卫夫人乃廷尉卫展之女，卫氏家族世代工书，“卫门书派”乃四代相传的书法世家，在中国书法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代表性地位。卫铄夫妇皆善书，李矩擅隶书，作为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卫铄出生时，钟繇其实已谢世42年，卫铄尤钟钟繇书艺，宗于钟繇，她便是钟繇间接的“门生”，而王羲之师承卫夫人。此等顺承关系下，将钟繇视为王羲之的“师祖”自然恰如其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书法界对钟繇与王羲之的影响力大小、作品品质高下多有论辩。事实上，以帝王重视程度、历史与社会影响力来观之，得皇宠久之的王羲之因有国家背书，其声名毫无疑问比钟繇要大许多。但设若谈及二人书法谁更胜一筹，则是萝卜咸菜各有所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王羲之声望如此之高，书法成就如此之大，除了其本人杠杠的软硬两种实力，当然也离不开唐太宗对他的极度推崇和钟繇书艺对他的深度熏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王羲之继承了钟繇楷书的精湛技艺，他化楷为行，臻于极致之美，作品起点如此之高，自然更加引人瞩目。可以肯定的是，天资聪颖的王逸少年少时定然系统临摹过钟元常，因此，钟不仅影响了王书的结体、起势、线条及笔画处理，甚至对王的书法美学都形成了无可否认的影响。说王羲之楷书宗钟繇并不为过，这一点从其代表作《乐毅论》便可窥斑知豹。
  唐楷之所以能成为历代典范，我认为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大唐帝国厚待书艺是完全分不开的。唐廷从中央的国子监、弘文馆到地方各级，均设有学堂讲授书法，这在此前历朝是极为罕见，甚至不可思议的。正是由于大唐这一极具远见的“独家壮举”，才开启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极盛时期。北宋诗文大家欧阳修、宋祁、梅尧臣等人奉敕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新唐书·百官志》中有载：贞观元年，朝廷下诏遴选贵臣子弟中有性识者入馆习书，并由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鼎鼎大名的书法大家担任专门教职。由此足见大唐书艺之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这一官学制度的确立，直接使得唐楷的规范化推广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
  于是，始自隋朝的科举制度，到了大唐这里便在国家层面有了“以书取仕”的具体要求了。也于是，唐代“楷法遒美”的标准，便促使天下士子将学习楷书视为重要门径，甚至是进身之阶了。至此，楷书不再是专属少数文人的雅好，而已然是整个大唐社会的一种审美共识了。对中国书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晓得，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对书法艺术都可谓情有独钟，在书法造诣上都颇堪称道，他们对彼时的书坛都很重视，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自上而下可持续性的制度化推动，使得唐楷在实用性与艺术性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点。由此观之，唐廷对于中国书法发展繁荣可谓功莫大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唐楷真乃“知己”。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倘无李世民作为最高权柄执掌者的肇始，中国书法断难获得国家层面的力挺，其后的各位君王也不可能对书法如此重视。
  唐代楷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在法度森严中绽放出了独特的美学个性。窃以为，唐楷之所以能成为后世典范，最重要的艺术逻辑就在于其实现了艺术“法度”与书家“个性”的高度统一。然则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唐人尚法”来概括唐代书法的特征，似乎唐代书家都是“法度”的“奴隶”。将这种失之偏颇的理解套用在唐代书家身上，自然是显失公平的。事实上，唐楷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书家们在建立严谨法度的同时，依然保持着他们作为书家的鲜明个性风采。二者其实相得益彰，并不违和，更非互相对立的二元矛盾。
  有着初唐书坛“三巨头”之称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皆系大师级人物，都以楷书见长，兼擅行书，且各有面目、各立门户。从历史流变来看，初唐楷书自然与六朝楷书有着密不可分的顺承关系，欧阳询、虞世南均系南朝时期陈朝生人，后又历隋。比至唐朝，二人早已满头堆雪，不复年少。尽管时代再三更迭，二位书法大家的书艺之好却从未改变，且二人都具有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和艺术勇气。入唐后，他们既接受隋书的峻整风格，又能改革南朝的绮丽书风。二人自出机杼，为初唐书坛确立了瘦硬通神的精严书风。欧阳询（557--641）在书坛有“楷书第一人”之称，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节能如意”。张怀瓘评欧阳询“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说他“八体尽能，冠绝古人”。晋唐时期的书家多精擅诸体，因为“八法”皆通，精一体，则诸体皆能。彼时书坛多互相点赞，呈一团和气，鲜有勾心斗角场面出现。真让人感叹羡慕，那是多好的时代啊。欧阳询的楷书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其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被清代精于金石考据的隶书大家翁方纲赞为“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事实上欧阳询以古隶为基，以二王为体，融入北派书风，创造出了格调高拔森严险劲的欧体，其古稀之后所作《化度寺碑》更是严劲缜密，深合体方笔圆之意，气象浑穆高简，尤堪称道，真可谓人书俱老的典范之作。世人谓书家多长寿，欧阳询于贞观十五年谢世，享受八十有五；虞世南（558--638）乃隋唐知名政治家、文学家兼书法家，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是我甚为喜爱的唐代诗人之一，其最著名的五言绝句《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通过对蝉的姿态、习性和声音的描写，赞颂了蝉清高风雅的品格，并以此自喻，表达了立身高洁之人无需外在凭借也能声名远扬的自信与哲理。虞世南这首诗与骆宾王、李商隐的咏蝉诗并称为“咏蝉三绝”。清代学者施补华曾评：“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概括了其诗清雅华贵、从容自信的风格特点。虞世南的书法最堪称道，他承魏晋遗韵，深得“二王”笔法精髓，书风外柔内刚，婉雅秀逸，沉稳安详而不露锋芒，被誉为“内含筋骨”具崇尚“君子藏器”之美，虽源出王羲之之后释智永，却能一扫魏晋之怯懦，呈沉厚安详之气象，深得书法中人赞誉。我独爱他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596--658/659）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合南北，自创一体，被称为“褚体”。清代书评家刘熙载誉之为唐代书法之“广大教化主”，其书风对颜真卿、徐浩影响最巨，对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尤喜其《房玄龄碑》《孟法师碑》，其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开创了纤瘦劲秀的新格，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地调和文静之风，开创了初唐书风新境界。
  事实上唐楷到了中晚唐时书风又有了新拓展，四朝元老、大唐忠臣颜真卿（709--784）与状元书家兼诗人柳公权（778--865）是中国书法巨匠，他们携手将唐楷推向了崭新高峰。颜真卿早年受外祖家殷氏影响，且得“草圣”张旭亲自指导，他广纳蔡邕、王羲之、王羲之、褚遂良诸大家之长，以雄强丰腴、刚劲大气的“颜体”改变了初唐以来“瘦硬”的审美定式。颜真卿与怀素交厚，曾为其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二人交谊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段千古美谈。颜真卿文武双全，曾硬刚过唐朝叛将安禄山，他累官至尚书右丞、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妥妥的宰辅之职。安史之乱后，大唐由盛转衰，刚直如颜真卿，得罪权相杨炎后，被贬为太子少师、太子太师，最后死节疆场也就在所难免了。颜氏书法筋骨丰盈，笔力雄健，结体端庄厚重，被中国书坛视为继王羲之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大师，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繁荣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我深喜其行书代表作《祭侄文稿》，更爱其楷书代表作《多宝塔碑》，曾到西安碑林亲炙过这“中华第一帖”。《多宝塔碑》结构严密，结体宽博，布白匀整，端庄平稳，正气饱满，四周撑满，可谓气势雄伟，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这是“颜体”佛书的一大特色。颜体多用“外拓”笔法，字势方正，撇捺竭力向左右拓展，气势博大恢弘。独体合体皆以中心轴线为重心，结构处理讲究规矩而又生动活泼。这是中国楷书史上第一人，此前尚无书家有过此种结体方式，尤其是捺脚，重拙而不作波曳之状，线条涩重雄强，气概非凡。颜真卿诗书俱佳，著有诗文集《韵海镜源》《礼乐集》多部，唐代妥妥的书法大佬兼大诗人，宋人辑有《颜鲁公集》；状元书家柳公权家学渊源深厚，他不仅善书法，还工诗歌辞赋，《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均收录其诗作。柳公权功名显赫，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高中状元，历事穆宗、敬宗、文宗等七朝，乃皇帝书法教师，史载其刚直不阿，曾以“心正则笔正”笔谏皇帝，颇受好评，其刚直品格融入书法，形成著名的“柳骨”以骨力劲健见长书写风格。其兄柳公绰（765--832）乃唐朝名臣，亦精书法，曾官至兵部尚书。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遍观唐代名家法书，善于吸取欧阳询、颜真卿诸家之长，融会贯通，自创出独树一帜的“柳体”，其书法从颜体变出，风神独秀，结体严谨，以方笔为主，笔画起收一如刀切，钩画锐利，捺脚似刀。其规范严谨的结字法则至今仍是楷书入门的必修课。柳公权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史公纪赞碑》被视为“柳体”成熟标志和“唐楷三神品”。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成为矗立于中国楷书史上的并峙双峰。
  若说法度系唐楷骨骼，那么个性则是其血肉。事实上，欧之险、虞之雅、褚之秀、颜之雄、柳之劲，共同构成了唐代楷书版图上丰富多彩的审美世界。我认为这正是唐楷能够历久弥新的内在原因。
  唐楷的典范地位，其实主要得益于其笔法体系的高度成熟和对楷书作出的历史性总结。历代书家对唐楷笔法体系的系统总结，使得书法理论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为后世学书者提供了可资遵循的重要门径。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美誉的欧阳修曾在《新唐书》中不无伤心地感叹：“古法之废，实自禄山”。安史之乱乃大唐至痛，虽然朝廷惨胜，但伤亡惨重，国力消耗严重，这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标志，杀材安禄山为祸之巨由此可见一斑。于书法而言，这也无疑从反面印证了唐人对古法的珍视。欧阳询曾非常到位总结出“结体三十六法”，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最系统的字体结构理论。他提出习书要“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强调“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事实上欧阳询这些经典论述，至今仍是楷书学习的不二法门。
  谈到楷书，当然不能不提“永字八法”。其实“永字八法”是中国书法中以“永”字的八个笔画为例，阐述楷书基本笔势的用笔法则，包括侧（点）、勒（横）、弩（竖）、趯（钩）、策（提）、掠（长撇）、啄（短撇）、磔（捺）八种笔法。多年前，我曾就“永字八法”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谈了具体看法。
  关于“永字八法”的起源，历史上的说法素来不一。主要传说认为系王羲之七世孙隋代书法家智永所创，抑或源自东晋有“书圣”之谓的王羲之和唐代被唐文宗李昂御封为“草圣”的张旭。当然从学术观点来看，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永字八法”大约在后汉至三国时期已形成，而并非始于王羲之。而据唐代张怀瓘《玉堂禁经》中记载“八法起于隶字之始”，经崔瑗、钟繇、王羲之等人传授完善。可谓众说纷纭，难有定案。
  从书法学习的意义来看，“永字八法”被视为书法入门的关键法则是非常准确的，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基础笔法涵盖了楷书最核心、最常用的八种基本笔画，习书者掌握后便可触类旁通；二是其系统训练方法强调从基本笔画入手，循序渐进，有助于培养扎实的运笔基本功；三是从其文化内涵延伸来看，八法形象生动，蕴含了力道、节奏的审美与哲学思想。但常见的误区是习楷者需注意“永字八法”是掌握笔法原理的“钥匙”，而非练好一个“永”字就能写好所有字，需活学活用举一反三，乃能将“永字八法”原理灵活应用于不同汉字结构中。
  “永字八法”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使初学者有“法”可依。唐代书家兼书论家孙过庭的《书谱》既是精妙的草书作品，更是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唐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的《书断》品评自秦汉至当时的书法家一百余人，为后世建立了书法批评的范式，可谓极一时之盛，其“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理论被后世书家奉为圭臬。张身居官位，试想倘无彼时国家层面的重视，这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唐代伟大书家和成熟书论家层出不穷，这足以反映出唐廷对书法艺术是特别重视的。
  唐代书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熟，使得唐楷不仅是一种书写形态，更成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美学概论。这就使得后世学书者无论取法何派何人，都很难绕开唐人建立的这套法则。
  唐楷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我认为最重要的缘由是因为它具有时代精神与人格象征完美合体的品质，且一直有效而不会过时，当然也在于它将书法与人格精神构建起来的紧致关联。欧阳询关于“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的论调，我认为实则已经超越单纯的技法层面，而进入心性修养的领域了，这其实是很能说明唐楷的艺术功能的。柳公权所谓“心正则笔正”论调，无疑是一句将书法与道德人格直接对应的箴言。在柳公权那里，道德要求已然演变成审美要求。这也许是品行正洁的人对欧体情有独钟，有社会责任感和理想抱负的人对颜体高看一眼的内在逻辑之一。虽然这种对应关系可能简单化了一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内涵的理解。
  唐后历朝，皇家的书艺之好虽已不复大唐那般执著痴迷，书道虽有所式微，但这不影响唐楷在书坛与学书之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和典范意义。清代碑学大家康有为乃本邑丹灶人，于书法一途可谓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碑学风格。在书学方面康有为也有独到见解，他“尊碑”思想尤为突出，对帖学多有诟病。康在《广艺舟双楫》中批评唐碑“专讲结构，几若算子”。说实话，我觉得康论过于偏颇，他看到了唐楷法度森严的一面，却明显忽略了森严法度背后的唐人精神、书家气韵。其“尚碑”之举之所以能造就一代书风，这当然与他执著信奉孔教儒学不无关系。我认为其“卑唐”说确有一叶障目之嫌。将大唐数百年书家的创作一棍子打死，这明显偏激了，甚至是一种误读。细心的读者当然不难看出颜真卿《祭侄文稿》中的悲愤之表达和欧阳询《九成宫》中的庄敬之意。有文字素养的习书者在临帖读帖过程中，定然不难感受到原作者思想感情上的跌宕变化是通过严谨的楷法而得到了完美表达的。窃以为，法度不该是精神的桎梏，而应是精神得以呈现的有效载体，这是由中国书法与中国汉字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
  迄今为止，唐楷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千锤百炼的实践而长盛不衰，我认为其早已成为中国书坛历经不可或缺的具有重要典范意义的楷则。不难看出，唐楷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自宋元以来的书家莫不从此入门，而最终各成气象，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等，这些书法史上的一代巨匠，无一不在唐楷上下过苦功夫，无一不得益于唐楷的滋哺。从笔法和结体上看，即便是力倡碑学的康有为，也未能完全摆脱唐楷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从实用的角度看，唐代楷书的结体原则与笔法体系确实为后世印刷字体奠定了逻辑基础。即便人们今天阅读的书籍、观看的各种影视字幕，其中的字体结构中也依然流淌着唐人书法的血液。从艺术角度看，唐楷建立的法度与神采相统一的美学原则，至今仍是书法创作的重要参照。无论从艺术功能还是实用功能来看，唐楷都可谓功莫大焉。除此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唐楷为中国书法确立了一种“典范意识”和敬畏精神。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艺术创新不是对传统的一味颠覆，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吸取其有益养分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说书坛“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他们无不出入二王，而能自成面目；又比如颜真卿变法出新，却依然保持着与传统的血脉联系；再比如柳公权化入瘦硬，却不失严谨结构，明显受到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的启迪。事实上唐代书家们在继承中创新、在法度中求变的辩证智慧，正是唐楷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深情回望唐代楷书的历史坐标，看到的不只是一种书体稻穗般金黄的成熟，更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璞玉般朴素的审美投射，它既有“千门万户”的森严法度，又有“龙跳天门”的生命神采；既是实用书写的典范，又是艺术表达的巅峰，这就是唐楷能成为后世典范的根本原因。
  是的，唐楷不仅教会中国人如何写书法，更启示书法中人如何在规矩中变出自由，如何在法度中展现个性。唐楷是中国书法艺术库中的精神瑰宝，它的存在是中国文化之幸，是民族精神的呈现。在今天这个书写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大时代重读唐代楷书，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与精神力量，那是一种对书法人灵魂层面的拉扯感、楔入感。当此一切皆有可能的AI时代，我觉得，当我们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时，真该考虑考虑如何放慢节奏，偶尔也停下脚步，踱入书房，拿起祖宗传下来的那管毛笔，在宣纸上临摹几行《九成宫》《神策军》《颜勤礼碑》，写几句励志诗词，创作几幅书法作品，那不仅是技法的练习，更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一种精神血脉的接续，唐代楷书的典范意义也许会在此际得到舒缓而快意的张扬。